除了谈论公安机关信息公开之外，受调研的群众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正如姜明安教授所言：双规一般是以纪委的名义，它是一种党内调查手段，适用对象是党员。因此，评价‘两规、‘两指措施，当以‘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趋其利。
可以预见，在三地区试点的基础上，国家将修改宪法和法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建立之时，也是法治化的反腐体制启动之日。1997年高检院正式撤销税务检察室。反腐败侦查机构隶属监察委并与纪委合署办公，有利于反腐立案侦查克服阻力，防止以党代法和权力案的出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随着职能管辖的改变，检察机关不再直接侦查涉税案件，改由公安机关侦查。）此后，指定的时间、地点替换了规定的时间、地点，通常称之为双指或者两指。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的工作报告，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40834件54249人。尽管这一设想可能需要工作流程磨合的具体机制，但是已经具备了用正当的刑事强制措施取代双规双指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其成，相信监察委员会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废除双规双指。2.对后续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法益与限度 正是基于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在内容上的关联性，在对后续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当事人或法院可能基于实体正义的理念，要求法院对先行行为也进行实质审查。
(二)回归实定法框架的尝试 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复杂行政活动中法秩序的安定和个体法益的权衡。在马乾根诉慈溪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13] (后文简称马乾根案)中，上诉人的理由之一为前置的382号《审批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前置的拆迁安置实施方案不具有合法性，认为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据此认为行政裁决程序违法。 前引①，王贵松文，第100页。各项证明的内容是否正确、综合验收小组的打分是否恰当，也不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范围。
鉴于违法性继承所涉主题和所包含的情形较为复杂，本文未预先限定违法性继承的适用范围，或者说本文是在最广义的范围上使用违法性继承这一概念，即在针对后续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主张先行行为违法，并将其作为撤销后续行为或确认其的主要理由。[16] (2014)乐行终字第22号。
但是，排除此种效力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一审判决指出，该部分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三)主客观均衡的诉讼制度变革 1.行政诉讼目的的扩张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行政过程已不再仅仅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演变为一个由立法机关、多元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媒体等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局。[20] 在传统法理之下，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成为维系行政秩序和法治秩序的支撑性理论。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更类似于职权审查模式，强调对行政行为的全方位审查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救济。判定程序违法主要针对后续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定程序，违法主体是后续行为的做出机关。这揭示了不同法院对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价值的不同权重和对于行政行为公定力、先行行为可争讼性等问题的差异性理解。既然相对人对各项决定可单独诉请救济，对各项决定合法/违法的法律确认也应分别进行，并不能认为法院对后阶段行为违法的确认效力会自动溯及于前阶段行为，当事人要确认前阶段行为违法，仍需再针对这一行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对这三个行为的合法性都进行了实质审查。为此，处于程序末端的行政机关就面临着不堪重负的行政和法律压力，需要对整个程序环节的所有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
(三)诉讼法上的考量空间 在实体法规范中，关联行政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二)行政职权独立论 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之间应当权限明确，彼此独立，互相尊重。
法院对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无论是作出机关、第三人还是公众都享有这种利益：除非有重要的理由，不得重新处理已经完结的处理行为，尤其是行政行为的受益人相对于变更必要性的信赖具有保护的价值。[37]在益民公司案中，一审法院的论证思路基本符合违法性继承论，即认为先行行为(招标方案和中标通知)存在违法之处，后续行为(54号文)不具备合法依据也因而违法。[6]王贵松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将违法性继承分为最广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四种情形，参见前引①，王贵松文，第100页。无论是实质正当与否，法院在此类关联诉讼的审理中，已经注意到了针对先行行为寻求救济的空间这一理论点的重要意义。其要点可以归纳如下：(1)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做出主体不同。
即使法院以先行行为违法为由确认后续行为违法或撤销后续行为，由于对先行行为违法性的说理是在判决理由部分作出，而判决理由通常是不具有既判力的，因而这一判断本身也不构成对先行行为违法性的确认。但这种证据的特殊之处何在？法院并未进一步予以说明。
柳砚涛：《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8] (2011)泸行终字第23号。
四、隐藏于论理背后的价值冲突与理论争议 本文不拟对前述个案进行逐一展开评析，而只欲借助法院在相关个案中的论理，揭示和分析隐藏于不同论理背后的价值冲突与理论争议。[25] 在我国讨论这一问题，需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我国司法实践是否以公定力理论来支持或反对介入对先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2)我国学理上的公定力理论与日本法上的公定力理论是否相同？(3)我国的公定力理论与违法性继承的关系究竟如何？ 首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反对对先行行为进行审查的案例，大多以公定力理论为依据。
相反，如果针对先行行为已不存在救济空间，在不过分侵犯法安定性原则的基础上，可对先行行为进行实质审查。这种不一致不仅表明法院在个案判断上的差异，更体现了不同法院在法益价值权衡上的不同侧重。违法性继承是在行政诉讼中被提出和讨论，其当然属于救济法上的问题，但又不仅限于此。前者涉及到行政行为的效力，即行政行为的存续力、构成要件效力等。
如在王建平案、李怡案中，都涉及到了对于被诉行为实质合法性的审查问题。这也是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必然要求。
如果先行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那么后续行为也必然因为前提的不合法而存在合法性风险。在日本，学界将这一问题概括为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
在吴某炳案中，法院指出将前置性行政行为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一种特殊证据来审查，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又加大了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我国当下的诉讼框架下，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先行行为是否具有可争讼性。
[26]尽管这种公定力理论已遭致诸多批判[27]，但是否要完全放弃这一概念的现有内涵而接受日本法上撤销制度的排他性值得进一步探讨。尽管法院将这种审查定位于形式审查，但从其审查内容来看，被诉行政许可是否包含建筑节能标准的内容，明显已涉及对实体内容的审查。对于部分处理，利益相关人只能在对最终的实体决定诉请救济时一并主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救济法来完成，立法规范的统一完整、行政过程的相互尊重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在实践中，也有法院以先行行为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对先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结语 违法性继承是现代行政过程发生结构性变迁而引发的世界难题。
[2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这种逻辑关系需要追溯至实体法规范予以具体确认。
我们将此种思路总结为证据论。(四)权利义务影响论 在多阶段行政活动中，由于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在内容上存在关联，部分法院认为先行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法律后果只有经过后续行为才能最终得以确定。
